吐蕃王朝（7—9世纪）兴起和建立于青藏高原，历史上曾是一个称雄于亚洲腹地的强大帝国，其势力最为扩张之时，一度东抵大唐之西境，西与阿拉伯大食相抗衡，南侵北印度中天竺，北控西域“丝绸之路”及唐之四镇。吐蕃时期，由于其与外部世界发生过十分密切的联系，在文化上也呈现出多元性。
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发展，出土的大量吐蕃文物越来越展示出其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成为吐蕃史和中国边驳史地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本文拟对笔者调查所获一批流散于海外的吐蕃文物略作观察与初步分析，为学术界将来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提供一点线索。
一、调查研究的缘起
吐蕃文物与其他西藏文物一样，历来是国际收藏界的热点之一。但是，与我国西域地区不同之处在于，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宗教环境，过去外国势力很难进人到这一地区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所以获取的地下文物很少，远远不及西方学者如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在我国西域地区的“收获”。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青藏高原地区（尤其是西藏自治区）自身的考古工作相对起步较晚，所以地下出土文物的数量也很少。
过去虽然有外国学者曾经以各种身份进人到这一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和非法发掘，但工作十分零散，并且多限于地表的调查和采集，所获取的地下实物资料极为有限。真正属于吐蕃时期的文物除在地面保存有一些碑铭、铜钟、石雕艺术品之外，过去也大多埋藏于地下未见天日。
但是，近十多年来，随着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和边疆考古工作的发展，情况也在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在青藏高原地区陆续有吐蕃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引起国内外注意”，。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出土的吐蕃文物通过不同途径流散到海外。
为了及时总结近十年来青藏高原吐蕃考古工作新的发现资料与研究进展，2005年，笔者申请并获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十年青藏高原吐蕃考古材料综合研究”，开始对近十年来吐蕃考古资料进行系统收集与整理研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获得了不少关于流散于海外吐蕃文物的信息与线索，但一直无缘得以目睹。
2006年，笔者又有幸获得美国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项目资助，从而得以组成调查小组前往美国各地寻访调查有关吐蕃文物流传海外的情况，在多方支持协助之下，我们先后调查访问了美国的十多座博物馆与一些私人收藏家，取得了若干重要的收获。本文所介绍的这批吐蕃文物，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
二、对吐蕃文物的调查与考察
本文所涉及的调查对象包括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芝加哥大学Regenstein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博物馆（Oriental Institute Museum）、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Fiend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The Cleveland Museumof Art）、华盛顿特区国立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华盛顿特区沙可乐美术馆（Art M. Sckler Gallery）、纽约罗宾艺术博物馆（Rubin museumof Art）、纽约喜马拉雅艺术研究所（Himalaya Art Resources）、纽约“西藏之家”（Tibet House）、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Museum of Art）洛杉矶县立博物馆及一些私人收藏家。
从总体情况去看，上述各博物馆、研究机构及私人收藏家所收藏的有关我国西藏地区的文物主要以藏传佛教美术品（唐卡、金属造像、泥塑等）为大宗（笔者将另文加以介绍），其次为近现代西藏民族与民俗用品，真正属于吐蕃时期的文物相对上述两类文物而言为数很少，但当中不乏一些在国内罕见的精品，兹择要介绍如下：
〔图一〕银带把杯
高45厘米口径11.6厘米 私人收藏
（一） 金银器
银带把杯一件（照相号为8OA-20 ） ：高4.5厘米、口径11.6厘米，私人收藏。杯体呈圆钵形，婆金，器体无棱，敞口，带有矮圈足。杯内壁上有阴线刻的四组鸟纹，每只鸟都朝向一个方向，足踩在缠枝花上，杯底部为三条同向相环绕的鱼，错以金色。杯体外为四组带翼神兽，可辨识其可能为狮、羊形象各二。其中奔狮前肢高抬，用后肢奔跑，具有拟人化的表现；奔羊头上长有角，下额生出胡须。狮与羊的肩部均用阴线刻出短翼，故可视其为带翼神兽。另在杯的指垫上也有一浮雕的奔兽，似为狮子（？）。在杯体四翼兽之间用三组鸟纹，以四朵莲花相间隔〔图一〕。
银瓶一件（照相号为80A-25）：高18.5厘米、底径6厘米、口径7 厘米，私人收藏。瓶体修长，喇叭口，细长颈，圆肩，长鼓腹，喇叭形圈足。银瓶纹饰可分为上、下两组：上组花纹在瓶颈部的下方，其上以一周莲花纹样与瓶颈部相间隔：纹饰为三组，两两交颈站立的鸟共六只，其中一组头上有冠，一组头上有角，一组口中吐出长舌，各组之间有花草纹样相间隔；下组纹饰在器物腹部，其上、下均有花草纹样相间，当中有三只有翼的神兽，站立于花草之间，神兽造型均为兽首或鸟首禽身。在瓶底契刻有藏文一行〔图二〕。
图二 银瓶及底部的藏文题铭
高18.5厘米，底径6厘米，口径7厘米，芝加哥私人收藏
银质马鞍及马饰一套（照相号为80D-27），私人藏品。马鞍分为坐垫与下鞍（鞘）两部分。坐垫为木质，上髯黑漆，在其前、后鞍桥上外包以镀金银饰片，前鞍桥档宽30厘米、高25厘米，后鞍桥档宽45 厘米、高12.5 厘米。下鞍部分宽49 厘米、长70厘米。在前后鞍桥的金银包片上压印有带翼狮、马的动物纹样和花瓣纹，每朵花瓣采用了镶嵌宝石的工艺技术，在花朵中心镶嵌一颗蓝宝石，每瓣花叶均镶嵌绿松石，这些宝石现大多虽已脱落，但仍有部分得以保留，饰片在动物和花瓣纹样的上方还压印有卷云纹，下方有象征植物的叶片纹，整套马鞍显得极为富丽堂皇〔图三〕。
图三 银质马鞍及马饰一套
私人收藏 前鞍桥档宽30厘米 高25厘米 后鞍桥档宽45厘米 高12.5厘米
下鞍部分宽49厘米 宽70厘米
与此件马鞍配套的还有一套基本完整的婆金铜马饰件，初步观察分析大体有髻头、胸带和鞧带上的装饰，其中尤以鞭带横带上的垂饰— “ 杏叶” 十分精美〔图四〕，在整套马具中只是未见到马镫。此外，在马鞍上还均覆盖有保存完好的织物，上面有对狮、对鸟等图案（详见下文丝织品部分介绍）。
图四 银质马鞍鞧带横带上的鎏金垂饰——杏叶
银瓶一件（编号198.67.1）：高23厘米、底径65 厘米、口径8厘米，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瓶为侈口，细长颈，鼓腹，喇叭形圈足，圈足下缘饰联珠纹。银瓶上部饰有四鸟纹，器腹有一方印，上饰有一蹲伏动物，似为狮子，腹部共有四组图案，似为一人面鸟身像、一狮、二龙（？），其中一龙似为二龙交尾形状。动物周边饰以缠枝葡萄纹。其中的人面鸟身像头上戴有三花冠，身穿交领长袍，身体两侧生有羽翼。
图五 银瓶
高23厘米 底径6.5厘米 口径8厘米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此器的英文说明标签中有如下记载：“Tibet made for Chinese wife of Emperor Songtesn. G: Vase’mid boos(Silver with gilding)”。此器并无藏文题铭，笔者推测其因与下述银带把杯（编号为1988.67.2）同出，而银带把杯底部鉴刻的藏文铭刻内容与其所属有关（详后文）从而作出的推定〔图五〕。
银带把杯一件（编号为1988.67.2 ）：高9.8厘米、底径10 厘米、口径12 厘米，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杯体呈直筒状圆形，无折棱，带有两个上下重叠的指环，指环上部有一横平状的指垫，器底与口部直径相当。口部以下饰有联珠纹样一周，器腹部由三组缠枝莲纹构成环状，环状花纹中间各有一兽。一兽头生两角，另两兽头上无角，均呈站立姿势，具有拟人化的特点，当系某种异兽的形象。此器底部有鉴刻出的藏文一行，内容详后〔图六〕。
图六 银带把杯
高9.8厘米 底径10厘米 口径12厘米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银来通一件（编号为CMA8.69 ）。此器长30厘米、口径最大处为9.1 厘米，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器整体呈角状，口沿处饰有一周联珠纹，其下方为一周忍冬纹样为底纹，整体饰有缠枝花草纹样。器体上部饰有三组纹样，其一为带冠的人身鸟足形象，身带双翼，冠为三花冠，其形象与上述银瓶上的人面鸟身像十分相似；其二为凤鸟；其三为呈鸟身狮首的异兽形象。器体下部为二立狮像，来通的嘴部呈鹿头状，从鹿口中伸出一短管〔图七〕。
图七 银来通及其上的人首鸟身图案
长30厘米 口径最大处为9.1厘米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银带把杯一件（编号不详），收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杯体较低平，口部略向外敞，器腹下部内收。口沿上部饰有一周联珠纹，器腹部饰有六组缠枝葡萄纹，器底带有矮圈足〔图八〕。该杯现正展出于大都会博物馆，其展品说明文字称其出土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中国西北，时代为吐蕃时期（ 8世纪）。
图八 银带把杯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金高脚杯一件（编号不详），收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此器侈口，深腹，高足，高足的中腰有算珠状结。杯体由内、外两层构成。杯体外侧口沿饰一周细小的联珠纹，近口沿处有一周长方形分格，格内动物从右至左为猪、兔、牛、虎，应有12 格，饰十二生肖。腹部由缠枝蔓草相互勾连形成上下两层8个桃形框，每框中有一翼兽，两两相对。圈足下部呈喇叭状，饰有4个兽纹，圈足底外缘饰联珠纹〔图九〕。此器亦展出于大都会博物馆，展品说明文字称其出土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代为吐蕃时期（7—8世纪）。
图九 金高脚杯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此外，据笔者实地调查所见，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文物库房内收藏的可能属于吐蕃时期的金银器还有以下几批：其一为亚洲部李丹丽博士见示的由该部门于近年来收藏的夔金银护臂装饰片，其上饰有四组动物图案，上、下各两组，与这件鉴金银饰片同出的还有一批花朵状饰物和一批小兽形象的饰物，有可能系腰带（宝带） 上的饰物或马饰；其二为纽约私人收藏、现正由大都会博物馆武器部鉴定的一批签金银质马鞍饰件，饰件上用阴线鉴刻有两个骑马射猎人物形像，其中一人头戴三花冠，身挂剑袋，另一人身穿长袍，回首引弓作骑射状，其服饰特点与克里弗兰博物馆所收银器来通上所出现的人物相似。
（二） 金属饰件
在这批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中，还有一批用途不明的金属饰片十分引人注目，这些饰片多系染金银饰片，上面以捶拓、压印、鉴刻等不同方法呈现出忍冬、莲花一组夔金银饰的伽陵频伽鸟与凤鸟组合饰片最为精美，现为一私人收藏家收藏（照相号为DWG80），共有十四片。其中半数为凤鸟形象，凤鸟头部高昂，两翼大展，双脚站立于一椭圆形的莲形小毯上。
图十 鎏金银凤鸟纹饰片
私人收藏
图十一 鎏金银迦陵频伽鸟饰片
私人收藏
另有半数饰片与凤鸟饰片质地、大小、制作流程与工艺等均基本相同，但造型为人首鸟身的伽陵频伽鸟，头部均戴有不同式样的花冠，双翼外展并向上扬起，两手各执有横笛、笙、鼓、箜篌等乐器正在演奏，两脚站立于一椭圆形的莲形小毯之上。这两类饰片上面均遗有多个有规律的小孔，显然可供钉缀之用，说明其可能为某种装饰在壁面上的饰物〔图十、图十一〕。
（三） 纺织品
除上述金属器外，这批吐蕃文物中还发现有几件保存状况完好的纺织品衣物，这在国内目前所发现的吐蕃时期纺织品中是极其罕见的珍品，兹列举数例如下：
小孩裙衣一件，私人收藏品（照相号为80B—26A）。衣长50.5厘米、下摆宽4 2 厘米，两袖之间宽40.5 厘米。为上衣下裙式样的对襟短袖衫，衣服上衣为一带有直领式衣领的左枉小衫，系采用质地较为厚重的织锦制成，衣物的衬里为绛红色丝绸，织锦上有精美的联珠纹大团案对鸟纹饰，下裙为素面青色织物。小孩套袜一双，私人收藏品（照相号为80B-26c）。与上述衣物同出的还有一双小孩的套袜，系绛红色丝织品制成，套袜上用暗花饰有联珠团案团花纹、缠枝花鸟纹及人物纹样等〔图十二〕。
图十二 联珠对鸟含绶纹小孩裙衣及套袜
私人收藏 衣长50.5厘米 下摆宽42厘米 两袖之间宽40.5厘米
图十三 联珠对鸟含绶纹小孩衣服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小孩衣物一件，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此件衣物系该馆于1996年购入，形制为一对襟小衫，衣领为直领式的小领，长袖，左枉，前襟共有三片相接而成，其衣物的质地、纹饰等与上述照相、团花、缠枝花草等纹样。其中尤以号为80B-26A的私人收藏品极为相似〔图十三〕。此前曾有学者对此件藏品作过介绍巾，此次调查中笔者得以亲眼目验。马鞍织物一件，私人收藏品（照相号80D-27）。
图十四 马鞍织物
私人收藏
坐垫织物66*52厘米 下鞍织物49*70厘米
图十五 坐垫织物
私人收藏
与上述金属马鞍相配而出，其中马鞍坐垫织物宽6厘米、高52厘米；下鞍（也可称为鞘） 部分织物宽49厘米、长70厘米。坐垫织物纹饰每一单元图案均由花朵组成的联珠纹样作为团案花环，联珠纹的每一个珠子又都是一朵花朵，团案的中央为含绶带的对鸟纹，所含绶带中央下垂有三颗宝石，鸟身颈部饰有联珠条纹，尾部分开有向上翘起的羽毛，双脚站立于棕桐座上，周边的宾花为对称的四蒂十字形花。下鞍织物的纹样外周为一花瓣组成的团案，中央为带翼的对狮图案，狮子鬃毛直竖，胸部饰有联珠纹样，尾巴上翘，双脚下有一对驴纹。宾花为一小团案纹〔图十四、图十五〕。
三、几个相关问题的初步认识
由于上述调查所获的这批流散于海外的文物资料大多没有标明其来源及获取途径，缺乏考古学背景，所以对于其年代、出土地点、器物风格特征等诸多问题的判定上都带来相当的难度，必须广泛结合既往出土发现的考古材料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对比，才能得出较为合乎实际的认识，应当说笔者对这批资料的观察和研究才刚刚开始，许多问题都还仍然在思考探索当中，尤其是细致的器物类型学对比还需要花费相当时间，这里仅能就其中一些问题先提出一点粗浅的个人意见供学术界讨论批评。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廓清一个基本概念，即本文所称的“吐蕃文物”，是指从吐蕃统治区域内或吐蕃系统（包括被吐蕃兼并的吐谷浑、苏毗、羊同等各部族在内） 墓葬内出土的文物而言，并非是指狭义的由吐蕃制作的文物。其中既有可能包括有吐蕃自身制作者，也有一定的可能包含有从中原或其他几个国家或地区传入者。
（一） 独具风格的金银器工艺
首先，这批文物当中的金银器从总体上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风格特点。如当中的签金银带把杯、银瓶、银来通以及高脚金杯等器，在造型、纹饰、制作流程与工艺上都具有唐、波斯萨珊、粟特等金银器的特点，这几类器物可以肯定其母型均不是起源于中国，而很可能是来自西方的工匠直接制作于境外或者在中土仿制而成，但至于究竟属于哪一种风格式样，还需要作深入细致的比较。
以其中的带把杯为例，这批文物中共有鎏金的银带把杯三件（参见图一、图六、图八），在唐代以及波斯萨珊、粟特系统的金银器中多有发现，由于突出的特点是杯的口沿至腹部带有不同形制的把，故齐东方先生将其定名为“带把杯” 。齐东方先生认为这类带把杯均不是中国传统器物造型，明显受到西方的影响，有的可能直接为外国工匠制造，有的则是唐代对外来器物的仿造品。
在讨论此类杯中所具有的西方因素时，过去一般将其与波斯萨珊系统的金银器相联系，后来日本学者桑山正进首次提出应考虑唐代金银带把杯与粟特器物的关系，并在其论文中列举出5例他认为可能属于粟特系统银器的带把杯的形状. ，前苏联学者马尔萨克（Boris Marshak） 在其《粟特银器》一书所附的图表当中，将粟特银器分为A、B、C三个流派，这三个流派当中也均有带把杯。国外学者提出的这些观点后来也被中国学者逐渐接受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加以补充和发展。
我们大家可以观察到，这三件带把杯的杯把上都带有横平而较为宽大的指垫，在杯的环形把上加上这样的指垫，既可以使手感舒适，又能帮助其他手指加力持重，增加持杯时的稳定度，这是粟特金银器中常见的作法。其中图一的指垫上饰有一件浮雕的带翼奔兽，从其形象上看似为奔狮。应当指出，粟特人很重视这种装饰方法，在粟特人的带把杯指垫上常常饰有精美的花纹或人物头像，这种在指垫上饰以奔兽的作法虽然过去尚未见于著录，但笔者认为可能是源自粟特风格。
此外，这三件带把杯最突出的特点是器体浑圆而没有折棱，其中两件器腹均较低平，杯深小于口径，带有小圈足，杯体近似圈底碗形；另一件杯体为深腹直筒状。这两类形制的带把杯在唐、粟特系统中按照桑山正进、齐东方等学者的意见，其年代应当晚到8世纪中叶以后，这有助于我们推断这批器物的大致年代。
从装饰风格而言，图一之杯身呈圈底碗形，并且杯身做出以花瓣为托，上部再分花瓣的做法，这种式样明显具有粟特银器的特点。此器在杯内壁上用阴线刻出四组同向的鸟纹，每只鸟的脚都踩在缠枝花纹之上，杯体底部有错金的同向鱼纹三条。
这种在器物底部饰以怪鱼纹（也称为摩揭纹）的作法，也曾见于唐代喀喇沁旗摩揭葵花形银盘，这类纹饰正如齐东方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有可能与印度文化的影响有关，但在中亚撒马尔罕的片治肯特粟特人遗址中，也有摩揭纹样出现，所以也不排除从中亚一带传人的可能性。
此器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其杯身上饰有四组带翼神兽，这类带翼神兽的图像过去主要见于中亚、西亚一带，作为金银器上的装饰纹样也流行于波斯萨珊和粟特系统的金银器上。图八这件带把杯杯体上部饰联珠纹一周，腹部饰有宽松疏朗的缠枝纹，也是粟特银器常用的装饰手法。
但是，即使是在这三件带把杯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样式与风格，如图六为收藏于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内的一件直筒形的带把杯，它带有两个上下相互重叠的环形杯把，口部以下饰有联珠纹样一周，器腹部通体饰有莲花纹样，莲花图案之间饰有三立兽，一立兽头生两角，另两立兽头上无角。这种形制的带把杯在以往见诸著录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中还未曾见过，其系统和来源都需要作进一步的观察研究。笔者注意到，与图六同出的器物还有一件银瓶〔图五〕和一件银来通〔图七〕，均收藏于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它们无论是在器形、纹饰和制作流程与工艺都十分相似，表明其很可能为同时出土的一组器物。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在上述这件带把杯的底部鉴刻有古藏文铭刻一行，其中元音字母“E”反写，为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字特点之一；文中的分隔标点符号也具有典型的古藏文特征。
铭文内容已有国外学者作过研究，译文大意为“具有崇高地位的汉地妻子私人收藏品”，故有学者据此认为其可能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请的汉地公主唐文成公主生前使用之物。对于这个意见，笔者认为显然应持慎重态度，因为即便是作为以“和亲”身份前往吐蕃的唐代宗室公主，除了唐文成公主之外，还有唐金城公主，两者在时代上相去近百年，况且对于这段铭文的理解和解释也还有别的各种可能性存在。但是，这件器物看来至少曾经流传吐蕃则是可能的，并被吐蕃拥有者极其珍视，才会特意在上面鉴刻本民族文字以示标识。如果这个判断无误的话，对我们由此推测其产地和来源应当起到一定的帮助。
笔者在调查期间同时搜集到的国外研究资料表明，有关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组银器，国外学者曾进行过研究，有些意见是颇具参考价值的。
如瑞士学者阿米·海勒（Amy Heler）提出，在和早期吐蕃赞普有关的远古传说中，藏族先人皆为半人半鸟的异人，人首鸟身，指趾带蹼，乘带翼巨兽而行，而在这组银器当中的银来通〔图七〕上面恰好提供了这种异人异兽的具体图例，因此她认为这组器物具有吐蕃银器的特点。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的马莎·卡特博士认为，这组银器在卷蔓葡萄纹和卷叶纹内饰异兽、异禽以及着对襟衣的人首鸟身异人像，这个异人的服饰特点反映了同时期吐蕃服饰和头巾的式样，异人所著上衣上的小圈点状纹则是萨珊、粟特纹样及其衍生纹样中十分典型的团巢图案中。
阿米·海勒和俄国学者马尔萨克则进一步指出，这类衣饰“ 表现的是吐蕃人对当时粟特式长袍的了解”，并且认为这组银器上的图案应是吐蕃人制作的，但却体现出浓厚的粟特图案和冶金工艺因素，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受到汉地唐朝纹饰的影响。
与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银瓶形制近似的还有私人收藏品当中的另一件银瓶〔图二〕。从工艺特点上看，这件婆金银瓶远不如克里弗兰的这组银器的质地那样优良，银瓶胎体要轻薄许多，其纹饰特点具有相似性，如其中的翼马、翼龙和翼狮与克里弗兰银器上的有翼兽风格接近，银瓶上的三组两两交颈而立的立鸟纹饰更是多见于吐蕃时期的装饰性图案当中，并且影响到以后的藏族艺术。
综上所述，这批流散海外的金银器当中，可能既包含有唐、萨珊、粟特等不同系统金银器的因素在内，同时也很可能还包含有过去人们了解、认识不多的吐蕃独特的金银器制作技术与风格在内。应当如何来认识吐蕃金银器的特点与风格，为今后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从文献记载来看，吐蕃是当时中国甚至是中亚境内一个强大的集团，也是一个重要的黄金出产地，它在与唐王朝的交往当中，多以金银器作为礼物上贡。如唐贞观十四年（640）“吐蕃遣使献黄金千斤以求婚”；唐开元十七年（729），吐蕃赞普又向唐王朝赠送金胡瓶、金盘、金碗等金器；唐金城公主入藏，“别进金鸭、盏、杂器等”；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吐蕃遣使贡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奇异”。
假如没有自成体系的金银制作工业，我们很难想象吐蕃在与唐王朝的交往中能够如此便利地贡纳大量“形制奇异”的金器，所以从理论上讲吐蕃王朝应当具有制造高质量金银器的能力。至于具体的制作者，则不排除从唐、粟特等周边地区通过不同方式进人其地的能工巧匠。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工匠们在其为吐蕃王室贵族们所制造的金银器中，完全有可能在吸收来自这些地区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同时形成吐蕃自身的风格特点。这批金银器的调查发现，为我们分析研究吐蕃金银器的特征提供了某种可能。
（二） 特色鲜明的织物纹饰
过去在国内发现的吐蕃时期的丝织品，很难有较为完整的出土者，以近年来青海都兰吐蕃墓葬的发掘为例，在迄今为止所出土的大量丝织品当中，绝大部分都是零碎的残片。但是流散于国外的这批吐蕃文物当中，却有保存状态相当完好的织物，令人叹为观止。本文所涉及的几件织物均具有鲜明的纹饰特点，其中作为私人收藏品的一件小孩衣物〔图十二〕和收藏于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内的小孩衣物〔图十三〕，织物上的图案纹饰几乎完全相同，突出的特点都是精美的联珠纹大团案对鸟纹饰，口中含绶带，也有学者将其定名为“含绶鸟”。
此外，另有一件私人收藏的马鞍装饰品上的织物纹样，也是这种联珠含绶鸟纹织锦（图十五〕。类似这样的织物纹饰过去曾在青海都兰吐蕃墓地中有过出土。如标本DxDNS：S2 为一件红绫袍的衣缘，出土时被裁成长条，红色为地，以青、黄、绿等色显花，图案以花瓣组成团案环，案内为一对含绶鸟，颈部和腹上部饰以联珠纹条饰，尾羽分开上翘下钩，双足站立于棕榈基座上，宾花为对称的十字花。这件织物的基本构图与本文所述两件小孩衣物的图案，除团案花环略有不同之外，团案中的对鸟含绶母题是相同的，而且细部也很接近，如对鸟所含绶带下垂有三颗宝石，对鸟的颈部绕有联珠纹条饰等表现方法都是一致的。
青海都兰出土的这类含绶鸟织锦当中还有用联珠纹组成团案的对鸟含绶纹，只是出土时均较残破，经过复原后能够准确的看出其特点是均以联珠纹组成团案环，如标本DxRMg：S20-2，织物以深红色为地，以藏青勾勒，黄、绿两色显花，从拼对后复原的图案上能够正常的看到，联珠纹组成的团案内为含绶对鸟纹，鸟头已残，但仍可见到其头后饰有缓带一根，鸟身羽毛用方形色块装饰，鸟口所衔经带下垂处有三颗宝石，对鸟双足站立于棕榈树上。
图十六 新疆出土联珠对马纹织锦
图十七 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的对马纹织锦
除含绶对鸟纹之外，在联珠纹团案中饰以其他对兽的母题在都兰吐蕃墓地中也很流行，如其中出土的一件联珠对马纹锦，以红色为地，以黑、灰绿、黄等地显花，在联珠团案中饰有带翼的对马〔图十六、图十七〕。类似这样的织锦也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这批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中另一件，其上有作为马鞍鞍精装饰物的联珠对狮纹〔图十四〕，两者在装饰风格、构图母题等方面都具有共性。
对于都兰吐蕃墓地中出土的这类联珠纹含绶鸟织锦，许新国先生明确指出其属于粟特系统，认为与其最为接近的图像见于中亚撒马尔罕地区7世纪中到8 世纪初期的壁画，并将都兰含绶鸟织锦的年代比定在这一范围之内。姜伯勤先生也曾经研究认为，敦煌、吐鲁番文书当中经常提及的所谓“番锦”一词，曾经也使用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未知是否可能指吐蕃锦、吐蕃人喜好之锦或沙州丝锦部落中由吐蕃人主持生产供吐蕃人用或用于外销的织锦”，同时他也根据青海都兰吐蕃墓地中出土联珠对兽纹织锦、伴出有藏文木犊等情况推测，粟特锦可能曾经在吐蕃流传。
因此，联系到这样一些考古材料综合分析，可以初步认为本文所涉及的这几件以联珠对鸟纹、联珠对狮纹为特征的织锦，与青海都兰吐蕃墓葬所出织锦最为近似，应当是吐蕃人最为喜好的“番锦”之一种，有可能为粟特锦，也有一定的可能为包含粟特锦、波斯锦等中亚风格在内的“胡锦”。唯有不同之处在于，迄今为止从我国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发现的唐、吐蕃时期织锦大多仅仅用于衣物的镶边，而很少看见用如此整块、大幅的织锦制作衣物或马鞍装饰品者。此次调查发现的流散海外的这几件完整的织物，堪称是劫后余生的罕见珍品，让我们也可以一睹吐蕃王朝作为“丝绸之路”上一个强大帝国当年的风采。
（三）关于出土地点的推测
最后，我们不能不涉及到的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就是这批流散于海外的吐蕃文物是何时、从何地出土？又是通过何种途径流失于海外的？虽然笔者在调查过程中曾经试图探索了解这些疑点，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不过，如果结合近年来我国边疆考古的一些背景来加以考察，我们或许也能
够从中寻出一些蛛丝马迹。
笔者曾经多年来在西藏地区开展考古工作，近年来在西藏境内虽然也曾经发掘出土过一些吐蕃时期的墓葬，但大多墓葬在早年便遭到盗掘，出土文物很少，几乎没有发现过金银制品和丝织品。在吐蕃发样地的西藏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境内近年来曾经先后出土过两座小型的吐蕃时期墓葬，从墓葬中出土有用黄金制作的马形牌饰、圆形盔饰、筒形饰、耳饰以及铜马具、石串饰、贝饰等物，这是经过考古发掘清理的第一座出士吐蕃黄金制品的墓葬，但出土的都是小件器物，未见有大型金银器发现。
与西藏高原紧相毗邻的青海地区情况则大不相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都兰热水发现了一号吐蕃大墓，这座墓葬规模巨大，高30米，底部基座宽160米，被当地藏族群众称之为“九层妖楼”，在它的周围还散布着几十座大小不等的墓葬。经过对一号大墓上层封土的发掘，从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丝绸、金银器、铜器、漆器、木器、古藏文简犊、装饰品等珍贵文物。
至20世纪90年代末，在都兰县发掘清理的古墓葬已达近百座。近年来，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境内又相继清理了一批吐蕃墓葬，从中出土有绘彩木棺板画，再次引起世人的注意。但一个严峻的事实也随之出现在人们面前：由于上述墓葬中不断出土有珍美文物，从而也引发了这一地区大规模的盗墓活动，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林梅村教授等人对都兰县公安局所作的调查记录，在20世纪90年代，当地的盗墓活动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被盗文物有铜马、银盘、酒具、丝绸等，而且大多通过北京、四川、青海、西藏等地走私出境。
在2001年下半年至2002年上半年，在青海省会西宁文物市场上陆续又出现了一批银器，共计35件，分为容器和动物造型的俑类，制作极为精美，后被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闻讯后加以收藏。对于这批银器的真伪尽管还有不同的看法，但许新国先生认为其应系出土于都兰吐蕃墓葬当中的盗掘文物。其后，林梅村先生经过比对后进一步提出：
“这批银器中的卧鹿以前在新疆米兰发现过，但误作为匈奴艺术品，看来，这类动物银器的年代实际上在吐蕃统治青藏高原时代。我们还注意到，这批银器中的银立鹿，几乎与近年在蒙古高原发现的突厥毗伽可汗宝藏中的银立鹿完全相同，属于国王一级的皇家艺术品。青海考古队发掘郭里木吐蕃墓葬的时间在2002年8月，而这批银器在西宁文物市场出现的时间是在2001年下半年和2002 年上半年，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因此，这批具有皇家艺术风格的动物形银器未必出自都兰吐蕃大墓，更可能出自郭里木新发现的吐蕃墓。”这两位在中国边疆考古和西域史地研究中具有很高造诣的专家提出的意见我认为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在青海吐蕃墓葬出土的金银器中，出土的婆金银饰片上平面上捶打出鱼子状地纹，其上捶出具有浅浮雕效果的桃形四方连续状忍冬纹样，还有一些银饰片上饰有纵列的缠枝纹样或立凤形象，这与本文所论及的海外私人收藏品中的银饰片也都十分相似。
综合上述因素分析，笔者推测这批流散海外吐蕃文物中主要部分最大可能在中国的出土地点可能是在青海境内，另有标识为出土地点可能为新疆（或中国西北）、时代可能为吐蕃占领时期（7—8世纪） 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这批金银器，也同样有很大的可能是出自青海而不是出自新疆。而这批文物较为集中的出土的时间推测应为19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世纪初叶十多年间，其后又通过不同的途径与渠道流散至海外。
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5期，注释从略；另参《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