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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美洁︱堕泪碑的反讽

2020-04-04 15:52:39  阅读:5406 作者:责任编辑NO。邓安翔0215

流散,往往与饥馑与瘟疫相伴为伍,流散中发作瘟疫也家常便饭。但明成化六年辛卯至七年壬辰间(1470-1471),湖广荆襄地带为搬迁流散而人为形成的瘟疫盛行,却是一同十足的人祸。流散与明代的户籍制度相一直,既有颠沛流离的流散,也有久居多年,却没有黄册子相随的“流散”。其时荆襄地带的流散,也是这两类的调集。尽管鱼龙混杂,当地上有所不方便,但好像未至生乱。这时来了一位巡抚,却掀起了一场大风暴。这位巡抚叫杨璿,正统四年己未(1439)进士,也是一位老资格的官员了。但杨巡抚首要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宦途,对流散问题,作了骇人听闻的报告。

薛应旂《宪章录》

首要这是个过错的建言,由于流散中,有很多是从洪武时期就搬迁而来、乃至繁殖到了第三代的移民。但很不幸,这个过错建言没有在上报过程中得到质疑,反而获得了巡按御史薛承学的赞同,回馈到当地后,又得到湖广布政使司执政官员的赞同(明薛应旂《宪章录》卷三十三)。前史在总结时,我们发现原本有许多暂停键可按,而在进行中时,却似乎只需快进键。所以一项大规模的流散铲除举动开端了。

其时的举动分两种方式,一是派右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平定刘千斤的余党李胡子等作乱的流散;二是巡抚杨璿主导,将无户籍者一概遣送归乡或戍边。第一项军事举动,原本捉拿了为首者,以及一些喽罗后,也可间断的,但扩大化到了良善布衣:“有流散自洪武以来住成家业,多听抚当差,生子及孙,未及为恶者。兵刃加之,无分玉石,悉草薙之,死者枕籍山沟。”(明黄光昇《昭代典则》卷十八)军事举动视如草芥有所不免,但人数也太多了点。第二项行政强制搬迁,尽管也是恶政,但总不至于死人吧,但是,十分不幸,这次死的人比军事举动还多,由于途中发作了瘟疫。

黄光昇《昭代典则》

明戴冠《濯缨亭笔记》记载了这次瘟疫:“成化间无锡杨璿巡抚荆襄,恐流散为变累己,由于危言以动朝廷……流散居楚地已生子及孙矣,官司迫遣上道。时夏月炽热,民皆聚于舟中,不能寝处,气相蒸郁,疫疠高文,死者不可胜纪,弃尸水道,塞碍舟楫,哀号之声动六合。”(卷一)遣发流散,包含已久居三代以上的宗族,可见是实施一刀切的懒政,只需没有原始户籍的,一概遣送。而夏天舟舍狭隘,人群密布,导致了毁灭性的疫病传达。说遗弃在水中的尸身都堵塞了航道,不知是否夸大,但“哀号之声动六合”的悲楚,当是隔着故纸堆也能打击到人的逼真感触。

万斯同《明史稿》有杨璿传,说他处置荆襄流散,“留者著籍,去者资遣之”,即随移民之愿,留的人给户籍,去的人给旅费。这是区画有方,文明有序的现象(卷二百三十)。殊不知这是史家惯用的笔法,为人作传,只需不是悖逆大奸,一般都说好话,但会在他文中有所弥补表述。同稿《食货志》:“项忠、杨璿先后为巡抚,命令逐之,弗率者戍边,暍死疫毙不可胜纪。”(《明史稿》卷九十六)这就记了两位官员形成的枉杀与冤死。

但这次荆襄流散的灭顶之灾,最终却成了官员的德政碑,难以想象的是,作者仍是湖广人,天顺元年丁丑状元黎淳,时任翰林院左庶子。《平荆襄碑》录在其所著《黎文僖公集》卷九,据称,他是在回乡时,受官长、师友、乡邻之托,诚挚地为巡抚、总督等官员颂平荆襄之功:“总督公之雄才,总戎公之成算,巡抚公之力赞,就此大功,敢以碑铭请。”《状元图考》记有这位黎状元不入妓馆的佚事,说他“性淳朴,不事游冶”。作碑铭时的黎状元四十八岁,已不年青,当然不能称天真,或许描述他性情的“淳朴”,其实是“冥顽”的美饰之词。此碑铭虽录在文会集,但《明史稿》《明史》绝口不提,由于在其时,这碑铭就被人讽为今世“堕泪碑”了。《濯缨亭笔记》:“时有作‘大明平荆襄碑’以纪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堕泪碑。问其故,曰,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为之泣,今以暴政毒民而民亦为之泣,其堕泪虽同,情则异矣。”明人薛应旂《宪章录》、黄光昇《昭代典则》等,也都载此“堕泪碑”说法。无辜惨死者众的悲惨剧,刻成德政碑,也只能是“堕泪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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